莒南县洙边镇防疫检疫所的工作人员,在东黄埝村为生猪检疫。
莒南县洙边镇东黄埝村村民孙成伟养猪也贩猪,走南闯北,见惯了养猪户的起伏。2009年,他见到一位养猪户,拿出了自家积蓄,又贷款50万元,建起了1000头左右的养猪场。随即,春节前后的一场疫病让他养的1000头猪没剩下几头。
对于养猪户来说,除了市场价格的波动起伏,更大的风险在于疫病。然而,在不少地方,基层防疫体系现状却不容乐观。设备短缺、经费紧张、人手不够、体系不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养猪业健康发展。
要命的疫病
因为疫病,养猪户们常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一场疫病过去,原本看在眼里的几千元、几万元就打了水漂；也因为疫病,养猪业的进入与退出显得相当频繁。
2010年,省内不少地方遇到不同的疫病,猪价低迷,疫病增多,让不少散养户黯然退场。位于泰安市的起航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原来附近村里还有不少存栏20到70头猪的养猪户,随着疫病成灾,散养户数量锐减。
莒南县畜牧局副局长夏培仁表示,2010年10月到12月,病毒性腹泻流行,母猪空怀率高、死胎流产多,是导致今年莒南县猪存栏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要命的疫病,不仅使省内不少农村的养猪户退步,也让不少贸然上规模、建场子的养猪户吃了大亏。2010年,泰安市的一位村民第一次养猪,就建起了存栏100多头的养猪场,结果短时间内“全猪覆没”,投入全赔了进去。这还是损失小的。至今临沂市许多养猪户还记得一段令人心惊的事:几年前,一位上海商人认为养猪门槛低,挣钱容易,投巨资建起了号称存栏10万头的大型养猪场。也是因为疫病,“伤亡”惨重,最后这位老板眼泪汪汪地返回上海。
在长年的摸索中,养猪户们意识到,防疫是养猪的“生命线”。猪价低,毕竟还能卖些钱,一般养猪户在坚持中已经有了这种不挣或亏损的心理准备。可遇上疫病,养猪户就什么也没了,不但损失承受不起,心理上也难以接受。泗水县养猪大户孔勇说,只要防疫做得好,百分之八九十的猪都能存活下来。在莒南县、莒县等地,新发展起来的养猪场在向空旷无人处延伸,通过“与世隔绝”,养猪户希望建立起疫病传播的隔离带。
“后防”薄弱现状
疫病猛于虎,养猪户自防意识在增强,不少养猪大县也纷纷把基层疫病防治当成了保护地方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的“第一道关口”。
在莒南县,由村到镇,由镇到县,形成一套较为连贯的防疫体系。村里有村级防疫员,镇上设防疫检疫所,县里有疫病防控中心。在莒县小店镇,畜牧兽医站为工作人员订立了工作计划,要求工作人员分片“承包”全镇50多个大规模养猪场,每个星期必须围着自己的片区转一圈。在泗水县,县畜牧局则上门指导养猪户的消毒、检疫工作。
但放眼全省,并非所有的县市都能把基层防疫工作做到真正扎实。畜牧兽医人才短缺、工作经费捉襟见肘、基层防疫人员流失、防疫体系出现断裂等纷纷成为目前基层防疫体系的漏洞。即便是在养猪大县,也面临着上述问题的“威胁”。
莒县小店镇共有62个村庄,村级防疫员仅有36名,“这已经在全省算是很好的了。我了解到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村级防疫员。”小店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殷凤振说。这些常年坚持“留守”后防的防疫中坚力量,承担了全村猪、鸡、羊、牛等动物的防疫工作,每年的工资仅为600元。殷凤振说,村级防疫员工作量大,责任也大,和出去打工、一天挣个百八十元相比,他们的付出和收入,差距太大。
资金短缺也制约着基层防疫的有效开展。殷凤振说,目前小店镇生猪存栏量1.2万头,高峰时能到2万头,而每年所有的经费不到5万元,这些钱,并非仅用于猪的防疫,还得顾及羊、牛、兔、鸡等动物。如此大的防疫面,如此大的防疫量,这点经费简直是杯水车薪。
此外,不少养猪户也表示,基层防疫人员技术水平低、人才流失严重等也直接威胁到养猪的安全。面对这样的困境,从养猪户到基层防疫部门,都表现出希望国家加大对基层防疫体系建设投入力度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