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非一人之作当属定论，而多数学者考证推定大约成书于周秦汉诸子蜂起争鸣之时。因此，其学术思想乃至于文字不可能不受《周易》和诸子百家之深刻影响。以至祝文彦在《庆符堂集》中评论说：“内经一书，文气坚峭，如先秦诸子，而理该(赅)博，绝似管荀，造词质奥，又类鬼谷。”后人将纷争的诸子学派归纳为道、儒、墨、法、名、阴阳、农、杂、纵横、小说等十家。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周易》、道家、儒家、阴阳家和杂家对《黄帝内经》生态医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1.《周易》的影响

《周易》对《黄帝内经》生态医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主要在平衡观方面。据研究，《易经》的“易”，其含义主要包括“变易”和“不易”两个方面，而本质上是动和静的统一。有绝对的“变易”，才有相对的“不易”。“变易”为绝对的动，“不易”为相对的静。“变易”与“不易”，构成了动态的平衡论思想的雏形。《易·系辞》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反映在卦的结构上，无论八卦，还是六十四卦，对于阴、阳爻的数量，位置及分布都是平衡的。体现了平衡是动态的、相对的原理，亦即是在发展中、变化中的平衡。尤其《周易》六十四卦，更是直观、朴素地反映了这一观点。平衡是对立统一的产物，没有对立统一便没有任何平衡，平衡的目的是建立相对的稳态。《周易》的平衡观点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是在阴阳、天地、水火、日月、刚柔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产生的相对平衡。同时，《周易》的平衡观也表现为制约关系，就是说有制约才有平衡，亦即对立统一的双方，要在一定制约的基础上才能维持平衡。如既济卦的水火互制，泰、否卦的乾、坤交感，都是平衡制约的朴素萌芽。

《周易》的这种平衡论思想，渗透于《黄帝内经》，促进了其整体平衡运动观的发展。可以说，《内经》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在医学实践整体运动中贯穿平衡论思想。《内经》的平衡观十分丰富，包括自然界的平衡、人体内的平衡以及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在自然界的平衡方面，运气学说是其创造。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说：“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即太过者抑之、不及者举之的意思。运气学说的平衡理论主要包括胜、复、郁、发规律。这是自然界的自稳调节机制，是维持气候六气之间相对平衡的保证，最高的抽象最终亦纳入天地阴阳的平衡。此外，《素问·六微旨大论》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素问·五运行大论》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反映人体内部脏气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平衡，可以通过人体内部的自调机制来实现。大自然界具有充分的自衡能力(如生态的稳定自调)，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与此同时，人体的自衡、自稳能力也很惊人，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自我平衡。如脏象理论及脏腑相关理论描述的气机升降出入，脏气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以及经络之间气血多少等，都具有调节和实现脏腑生理及心理平衡的作用。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十二藏之相使……心者，君主之官，神明之焉;肺者，相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不仅脏腑之间具有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自衡能力，经络之间的制约关系以及气血的多少调节也是十分明显的。.如《素问·气血形志篇》曰：“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体现了经络之间的气血是自我协调的，表经多气少血，则里经多血少气;里经多气少血，则表经多血少气。经络之间诸经又主统于太阳：“巨阳者，诸阳之属也……故为诸阳主气也。”(《素问·热论》)以此说明太阳为六经的统领，掌握着六经的协调与平衡。由此可见，《内经》的平衡理论不仅被深刻吸取，而且大大发展了《周易》的平衡观，构成其生态医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之一。

2. 道家的影响

道家鼻祖老子名聃，将“道”归结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事物的本源及必须遵守的规则。他以某种可以玄想感知而无法具体把握的混沌、模糊概念，将道赋予物质特性，如《老子·二十一章》：“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认为道与天、地、人四者都是重要的，但道是最基本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同上)，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阐明人与天、地、道(自然本来的样子)间的关系。反映在《黄帝内经》中，有“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的说法，并强调“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素问·灵兰秘典论》)。并不能简单认为《内经》的“道”等同于老子的“道”，但《老子》“道”的思想对《内经》“道”的影响是深刻的：“夫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天元纪大论》)，而《素问·上古天真论》：“有贤人者，法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

《老子》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及对基本规律的认识，也为《内经》所接受或借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提出了阴阳对立两个方面，这两个对立方面在气的冲和作用下得到统一。明确阴阳属性普遍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这是老子对阴阳学说的一个贡献。发展至《内经》，则明确用阴阳变化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发生发展及治疗。在生理上：“阴在内，阳之使也，阳在外，阴之守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在病理上：“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同上);在治法上，“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同上)还说：“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阴平阳密，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此外，老子的“道”主张一切事物都应顺应自然去发展，不必由外界意志干涉的无为观念，在《内经》中也有充分反映。《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提出“清静为天下正”，“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扑，少私寡欲”(《四十五章、十六章、十九章》)《内经》说：“志闲而少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初步形成虚静养生的原则。此外，《内经》的“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素问·上古天真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之与《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七十七章》)、“治之于未乱”等，何其相似乃耳! 可见其影响和借鉴之直接。

庄子是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他秉承和发展了老子崇尚“道”和“德”的自然之旨，认为恬淡无为才是人的本性。《庄子·庚桑楚》说：“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其在养生方面，首先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应顺乎自然。《庄子·天适》：“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达生》又说：“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内经》相应有“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及“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素问·上古天真论》)，从而形成《内经》养生理论的核心。

庄子将老子“致虚极，守静笃”、“清静为天下正”、“少私寡欲”、“恬淡为上”的原则运用到养生中：“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竟，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又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还发展了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十章》)归真返朴的观点：“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嘎，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庄子·庚桑楚》)。《内经》将这些思想引入而成为重要的摄神养生理论和方法。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意慎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等，巧妙地继承运用了老庄养生思想来阐发医理。

在生活起居方面，《庄子·达生》指出：“人之所取畏者，任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而《素问·上古天真论》则有“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及今时之人违背养生之道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的论述。庄子对《内经》气功导引养生方面的影响亦深。《庄子·刻意》“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及“导引神气，以养形魄”等，与《素问·上古天真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及《素问·刺法论》“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的吐纳练气摄生方法当属一脉相承。

管子是战国后期稷下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根本的学说，与医学讲气的思想互为印证，留下了相互渗透的痕迹。《管子》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管子·内业》)说明作为物质的精气结合起来能生万物。此精气理论渗透于医学领域，则如《内经》中《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气”的概念在《内经》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内经》的全部学说都建立在气的理论之上。

在养生方面，《管子》承老庄并吸取儒家之说，提出诗、乐、礼、敬、静一套陶冶性情的养生法：“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强调“内静”、“性定”，与《内经》“静则神藏”、“独立守神”的思想相通。《管子》对心的生理功能的论述也对《内经》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管子·心术》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提出重视养心：“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援而用之，殁世不亡。”《素问·灵兰秘典论》则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

3. 儒家的影响

先秦文化的生态学思想对儒家的生态环境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并不局限在生态环境意识方面。特别是孔子学说，倡导仁与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内容。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等仁爱之语虽然没有在《内经》中出现，但要求医生要用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在《内经》中却有很多论述。说明仁爱思想在当时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以致后世医家不仅发扬光大，而且简直视医儒为同道。

孔子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内经》的医学思想。养生方面，孔子言“仁者寿”(《论语·雍也》)、“大德必得其寿”(《中庸·第一十七章》)，“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等，与《素问·上古天真论》“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有共同之处。“德全不危”即是“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的另外一种说法。《论语·乡党》说：“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要求食品符合卫生标准。还提出饮食要有节制：“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以及“不多食”等，与《素问》“食饮有节”(《上古天真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痹论》)是一致的。孔子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学》)，提倡六艺，其中“御”、“射”属健身导引之列，此修身养性之论对气功养生有一定影响，反映在《内经》中则是以静为主而不妄劳作的养生观，如“恬淡虚无”、“志闲少欲”、“形劳而不倦”(《素问·上古天真论》)等。

孔子的“中庸”思想也影响到《内经》。孔子曰：“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允执其中”(《论语》)。《素问·生气通天论》则说：“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因而和之，是为圣度……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调经论》说：“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反之，就会出现“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甚至“阴阳离绝”的危候。反映在治疗用药方面，《素问·玉版论要》说：“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孔子的执“中”与《内经》的执“平”，哲学思维的本质相同。

孟子对《内经》的影响主要在天人关系和修身养性方面。孟子认为人由天定，又可通过尽心知性而知天。《孟子·万章上》：“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论点在《内经》中亦颇为常见。如《内经》说：“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素问·天元纪大论》)“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至真要大论》)。在修身养性方面，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内经》则说：“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素问·汤液醪醴论》)

荀子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学说的一派，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大不同于孟轲、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他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天是“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没有意识，并非自然界的主宰。而人是自然的产物：“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同上)。天人本质区别在于“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荀子·礼论》)。自然现象属“天职”，社会动乱在“人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显然，荀子主张自然本原论、自然无为论和人类有为论。这些思想也为《内经》所吸收。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藏象论》)，“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谷》)，只有“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素问·刺法论》)，才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这里讲了自然对人的决定性和制约性。但《内经》又讲“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素问·生气通天论》)，“百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故治疗“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八正神明论》)才能收效;若“治不法天地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肯定了人对天的适应性和能动性。

《内经》把心作为主宰精神思维的器官及一身之主宰，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这一观点源自先秦诸子如孟子、管子等，而荀子的影响无疑更大。《荀子·天论》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认为形体具而精神意识随之而生，心居胸中，乃为制五官之主。《解蔽》更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荀子认为修身在于养心，这些观点显然对《内经》“心主神明”及养生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4. 阴阳家的影响

阴阳家在历史上虽然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它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思维打下的烙印却是久远的——它对《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封禅书》曰：“齐威、喜之时，骏(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史记·孟荀列传》言“邹衍深观阴阳消息”。《封禅书》言“骏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盖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运，亦阴阳主之。此派学者既以阴阳为星历及五德运行之主，大概从邹衍开始，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两个本来并行的思想系统糅合在一起，用以说明宇宙发生、世界地理、朝代更替，从而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体系，故名之曰“阴阳家”。邹衍提出“五行生胜”的理论说明事物之间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即用“五行相生”的转化形式说明事物之间的统一，而用“五行相胜”的转化形式说明事物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金、木、水、火、土五类事物彼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才使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间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联系，并使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表现出规律性和阶段性。如“盛德在木”的时候就形成春天、东方和青色等。这套学说渗透到医学领域，就形成了《内经》理论的“四时五脏阴阳”系统结构，成为《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阴阳家喜言天道，以五行盛衰各主其运之天道及人事变化也反映在《内经》运气学说以天地五运六气之变而及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的理论中。

5. 杂家的影响

杂家的代表著作有秦之《吕氏春秋》和西汉之《淮南子》。令人惊奇和感兴趣的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语言与《内经》有那么多的相似。《吕氏春秋·尽数》说：“何谓生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有类似说法：“酸伤筋”，“苦伤气”，“甘伤肉”，“辛伤皮毛”，“咸伤血”。“怒伤肝”，“喜伤心”，“怒伤脾”，“忧伤肺”，“恐伤肾”。“风伤筋”，“热伤气”，“湿伤肉”，“寒伤血”。“治病必求于本”。《吕氏春秋·尽数》说：“今世上(尚)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素问·五脏别论》则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淮南子》有“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文训》);《素问》则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阴阳应象大论》);《天文训》又说“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阴阳应象大论》则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等。《灵枢·邪客》中“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岛，人有九窍……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的一段长文，与《淮南子》“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主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节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天文训》)几乎逐字逐句相同。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内经》确是博采众长，兼收各家之说，本质上更类同杂家。但正是这博采众长，兼收各家之说，使《内经》的理论显得那么博大和富于包容性，以至历经两千年，其理论框架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